對水的科學認知與利用，是人類文明的重要標志。

善為國者必先治水，從傳說中的大禹治水，到公元前3世紀的偉大水利工程都江堰，再到被稱為世界水利建筑奇觀的三峽水利樞紐工程，無論是古代還是現代，凡是有水的地方，必有城市的興起、區域經濟中心的發展和崛起。

河姆渡遺址（距今七千多年）第二層發現的一眼木構淺水井遺跡，是中國目前所知最早的水井遺跡。這個發現意味著，我們的先民在此之前已經擁有了管理水的能力。

早在新石器時代，聚居在今日句容丁沙地遺址（距今七千年左右）的原始先民，就已懂得在村莊外圍挖掘壕溝，以防獸害及外氏族的入侵。在馬家浜文化時，居住在太湖南岸的湖州邱城遺址（距今六千多年）的先民，已開鑿了小型渠道，把水源引進住地，以便飲用洗滌。

水井的普遍使用，對農業的旱澇保收與定居生活都起著重要作用。位于寧紹平原，具有高超木作技術水平的河姆渡先民早已熟知在村落中“鑿井而飲”，并構筑木材為井框，以防泥土塌陷其中。距今四千多年前的良渚文化，水井的開鑿已較普遍，這在蘇南的常熟、無錫、吳江、吳縣、江陰、昆山和浙江的嘉善和上海青浦等地都有發現。

水是吳文化發展的自然基礎，水利是吳地發展的命脈。水利治理工程的好壞，不但是當時農業生產發展狀況的反映，更是王朝盛衰的一大標志。

水路是古代物資運輸的主要通道，說到運河，我們會想到蘇伊士運河、巴拿馬運河。與這些運河相比，中國古人開鑿運河的歷史要早得多。位于江蘇省無錫境內的伯瀆河是中國歷史上開鑿的第一條人工河流，具有3200年歷史。流經坊前、梅村、蕩口，直至漕湖，全長43公里，是我國文字記載最早的運河。傳說，泰伯奔吳定居梅里后，“穿澮瀆以備旱澇”，大力興修水利，發展農業生產，率民眾在今蘇州、無錫間開鑿了這條農田灌溉總渠，從而促進了江南經濟的發展。三千多年來，伯瀆河就像母親，默默哺育了一代又一代吳地人民。

西周以降，吳國的統治中心主要在寧鎮地區。水利工程的修建，不但便利交通，而且對農業生產的發展也起有重要作用，因此，治理水患、防旱排澇、保境安民，成為吳國統治者的重要工作。

江南并非天然的魚米之鄉，太湖平原之所以后來發展成為“肥饒水絕”富庶的糧食基地，除因擁有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外，當同先秦時的吳國及至越、楚、秦等國所進行的農田水利建設分不開。吳地曾多次遭遇海侵水擾，外灌內澇，造成汪洋澤國、地毀人亡。面對太湖流域的洪澇災害，千百年來吳地人民不畏艱險與自然災害作斗爭。

連接太湖和長江的胥溪，溝通江淮的邗溝，貫穿太湖平原的江南運河，連接蘇州和周邊地區的常熟塘、吳江塘，常州的孟瀆等一個個水利工程形成的江南運河網絡，既抗旱又防澇，大大地改善了江南地區的生存環境和生產條件，實力助推了整個江南地區的交通，為吳地文化的崛起打下了堅實基礎。

葛城遺址

水利還關系到國家安全。發現于2005年的丹陽葛城，經專家論證，為西周至春秋時吳國早期城垣遺址。城址內分布有窖穴、房基、水井、水溝，城址外分布有土墩墓。葛城的形制很獨特，水和城環環相套，從內城往外走，越過8米寬的壕溝，就是60米寬的外城，城外又是一道壕溝，目前可以確定的是三層水環繞兩層城。專家們根據種種跡象推測，葛城可能有三層水三層城，總面積在4平方公里以上。這種水環城、城環水的結構和常州的春秋淹城一樣，但葛城的內城比淹城時代更早、規模更大，說明當時的人們十分重視開發利用水利資源。

根據鎮江丹陽周邊遺址推測，葛城遺址可能是吳國由北向南遷徙過程中，在寧鎮地區到太湖平原的過渡地帶，建立的重要政治中心，可能是吳國早中期的都城城址，也是迄今為止，江蘇境內發現的時代最早、延續時間最長、保持較為完好、內涵較為豐富的吳國古城。葛城遺址對于江蘇商周時代考古及吳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義，2013年5月，被國務院公布為第七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。

興修水利，便利了交通，發展了農業，帶動了工商，改善了人們的生活，“因水成市、枕河而居”的空間格局形成了江南傳統鄉村特有的水網格局。

（張劍 馬彥如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