向勞動者致敬，為奔跑者喝彩。這個“五一”勞動節，一直專注于紅色題材收藏的閆佳也沒閑著，他將收集的鎮江市首屆勞模獎章等藏品制成小視頻發到朋友圈，表達對勞模的敬意，很快收獲了不少點贊。記者也被他的視頻吸引，對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勞模評選進行了一番探究。

藏品皆為意外得

圖1

這些藏品中，最吸引眼球的是一枚鎮江市首屆勞模獎章（圖1），它是四年前閆佳通過藏友交換偶然得來的。銅質獎章五邊造型，中間圖案為五角星，四周光芒線，下方有一帶狀物，上刻“鎮江市勞動模范”。獎章綬帶由紅黃兩色絲線編織而成，兩邊為紅色，中間為黃色，以黃色線條數區分等級。獎章背后上下均有別針，可以在服裝上固定，這是一種比較傳統的設計方式，便于獲獎者佩戴。這枚獎章后面還刻有“1955”的年份，但到底是第幾屆并不清楚，于是閆佳平日就多了一個念想，一直想搞清楚具體狀況。

圖2

功夫不負有心人。兩年前的一天，閆佳在銀山門古玩城閑逛時，無意中看到一個老筆記本（圖2），上面正好有這枚勞模獎章的圖案。筆記本上方寫著“鎮江市首屆勞動模范代表會議、紀念冊”，下方有“1955”，閆佳的腦回路立馬就通了，他意識到獎章與筆記本一定有關聯，于是買下筆記本回家細細研究。翻開筆記本，里面是密密麻麻的字跡，主人公很敬業，筆記本從頭至尾都被寫滿了。通過研究，閆佳認定勞模獎章就是指“鎮江市首屆勞動模范”。閆佳還在筆記本中發現了一張1955年8月的黨費收據，簽名人叫“朱崇山”，但其是不是市首屆勞模，閆佳并沒有把握。

圖3

圖4

每逢周日，閆佳有逛南山花鳥市場的習慣。去年他在花鳥市場小攤上又有了發現——一張“招待鎮江市第一屆勞動模范代表大會代表”的文藝晚會節目單（圖3）。這張對折節目單為橙色紙油印藍字，時代痕跡明顯。上面信息量不少，封面注明“鎮江市文化館、鎮江市工人俱樂部聯合主辦”，還蓋有“鎮江市工人俱樂部”大印，時間是“1955、二、二十七”，這樣時間信息就明確了。演出節目分兩部分：第一部分是歌舞，有合唱、西藏舞、迎春舞、馬刀舞、鄂倫春舞等，全部由“零壹零壹部隊文工隊”演出；第二部分是曲藝、戲劇（圖4），“零壹零壹部隊文工隊”的節目叫“賣余糧”、“一車高粱米”，老新街居民委員會的節目是“一定要解放臺灣”，迎江工人業余劇團帶來了“雙推磨”，鐵路工會則表演“三層裝豬”……至此，前后花了三年時間，在老天爺的不斷助推下，閆佳終于將勞模獎章的背景基本搞清楚了。

更多細節被揭示

雖然獎章的大背景知曉了，但仍有很多細節上的疑問。比如說，這枚獎章到底是哪個等級？朱崇山是不是市首屆勞模？這些都牽涉到更多材料的發掘。

閆佳并沒有停下探尋的腳步，今年初他有了更多發現。據查，1955年2月，中共鎮江市委召開市第一屆勞動模范代表會議，會上評出市勞動模范57人，其中甲等7人、乙等14人、丙等36人。也就是說，勞模甲等獎章只有7枚。同時，閆佳還找到一張市首屆勞模夏阿毛提供的勞模獎章圖片，通過比對，閆佳發現自己的與夏阿毛那枚獎章的綬帶一模一樣，只是獎章磨損程度有所不同。

閆佳對夏阿毛的英雄事跡還是比較熟悉的：夏阿毛生于工人家庭，1949年4月23日凌晨，他駕駛著“協平”輪從鎮江出發到北岸，成為運送渡江解放軍的鎮江第一船駕駛員，從而被譽為“揚子江上的英雄”。1950年9月，夏阿毛出席全國工農兵勞動模范代表會議，榮獲全國勞動模范稱號。至1956年，他先后被評為蘇南區工業勞動模范、鎮江市勞動模范、江蘇省先進生產者，可謂是那個年代的典范。閆佳認為夏阿毛很可能獲得的是甲等獎章，如果按照綬帶黃線來區分的話，自己的那枚應該也是甲等，屬于7枚之一。

更巧的事還在后面。一周前，閆佳終于找到了鎮江市首屆勞動模范的名單，應為57人，可惜只有50人（其中4名女性），缺7人，里面沒有朱崇山的名字，不過這已經很讓人滿意了。在名單中，閆佳找到了一位頗具知名度的女勞模——市中百一店“一把抓”營業員祁春嵐。祁春嵐曾在市中百一店工作，1987年退休，她悉心研究服務藝術，創造出一整套科學的售貨方法，熱情、周到地為顧客服務，被譽為“顧客的貼心人”。她還曾多次榮獲江蘇省勞動模范榮譽稱號，1956年出席全國先進生產者代表大會，被授予全國先進生產者。

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勞模，代表著一個時代的前進步伐，更是一種人生觀念和價值取向。勞模們在各行各業埋頭苦干、不計報酬，為社會主義建設做出了巨大貢獻，是那個時代當之無愧的英雄！

當年評選啥情況

對當時的勞模評選，記者也找到一點素材：1950年9月，在中共鎮江市委的領導下，市總工會籌委會和有關部門聯合組成勞模評選委員會，評選7名勞動模范代表出席蘇南工業勞動模范代表會議。1954年基層單位評選勞動模范22人、先進生產者201人，兩者共223人，占參加評比的職工總數的1.7%。1955年2月，中共鎮江市委召開市第一屆勞動模范代表會議，會上評出市勞動模范57人。這次會議前，基層單位根據市委下達的市勞動模范代表會議代表的條件，評出代表130人，同時評出基層先進生產者252人，兩者共382人，占參加評比的職工總數的1.8%。

我國的勞模制度是在學習蘇聯歷史經驗的基礎上逐漸建立起來的。當時，主要由各級工會組織開展勞模選拔，以勞動標準和政治標準為主要衡量指標，具體內容隨著每一次生產運動關注核心的變化而有所變化。在1950-1952年經濟恢復期，增產、節約是生產領域的核心任務，因此這兩條成為最重要的勞模標準。1954年4月，全國勞模張明山聯合6名勞模，向全國總工會提出九條關于技術革新運動的建議，皆被采納，于是“合理化建議”、“技術革新”成為勞模選拔的新標準。到1955年初，全國又掀起了學習蘇聯經驗的大潮。

以夏阿毛1950年9月參加的全國工農兵勞動模范代表會議為例，當年國家以最高規格表彰勞模：開幕典禮上，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致賀詞；會議期間，勞模參加國慶典禮觀禮，出席宴會，游覽故宮、頤和園，參加七次晚會；每位勞模可獲得毛澤東和朱德親筆簽名的領袖像兩張、紀念冊一冊、紀念章一枚、制服一身、毯子一條、絨襯衣一套及其他日用品多件。這不僅因為它是新中國首屆勞模表彰會議，更重要的是要塑造工農翻身的勞模形象，在全國樹立“勞動光榮”的理念……

圖5

圖6

準確地說，每一枚勞模獎章（圖5為1988年市勞模獎章，圖6為1999年市勞模獎章）的背后都有一個勵志故事，雖然我們無法悉數還原，但它的激勵作用不容置疑。鎮江首屆勞模的評選正值我國開展第一個五年計劃，這一時期的勞模與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的勞模略有不同：后者是對黨忠誠、埋頭苦干的“老黃牛式”勞模形象；而前者更多體現出經驗豐富、技術先進的技術型特征。勞模評選作為生產體制中內嵌的制度性環節，推動著勞模群體與時代“同頻共振”，當下的勞模是精英，是中堅，是時代的楷模和大家的榜樣。（竺捷）

圖：閆佳 提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