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丹徒縣志摭余》記載

《光緒丹徒縣志》記載

《京口山水志》記載

明代繪鎮(zhèn)江之“高崗峽河” 圖：王禮剛 提供

文/王禮剛

鎮(zhèn)江，江南運河入江口，富庶的江南糧食和物資從這里北上京城，為國家漕運作出了巨大貢獻。但是，由于鎮(zhèn)江為丘陵崗坡地理形勢，又由于長江河勢變化，沙洲淤漲直接影響到大運河航道。從宋代以來，大運河鎮(zhèn)江段淤淺，丹徒丹陽兩縣承擔江南運河鎮(zhèn)江段航道疏浚重任，兩縣不堪重負。康熙年間，鎮(zhèn)江邑人張九徵向朝廷奏議，江南運河鎮(zhèn)江段疏浚的重負，當由江南運河受益的杭州、嘉興、湖州、蘇州、松江、常州六郡共同承擔。

邑人張九徵簡史

張九徵(1617-1684)，字公選，丹徒縣人。博學礪行，精春秋三傳，尤邃于史。清順治二年(1645)中舉人，四年（1647）成進士，后在吏部行人司、文選司、驗封司任行人、主事、郎中等職。

張九徵丁憂歸家時，恰逢海寇攻打鎮(zhèn)江，張九徵與御史笪重光嬰城守御。副將高謙、知府戴九道要投降。張九徵和笪重光阻止高謙、戴九道投降，他們下城時，城門已經(jīng)大開，海賊蜂擁入城。笪重光縋城而去，張九徵微服出東門去常州，告訴常州這幫海寇為烏合之眾，要常州快速出兵破之。張九徵又至浙江告訴督撫嚴兵堵海寇歸路。有張九徵的努力和謀劃，挫敗了海寇。《光緒丹徒縣志》卷二十六·名賢二記載：笪重光“居鄉(xiāng)（鎮(zhèn)江），值海寇犯鎮(zhèn)江，與張九徵設計守御，有功。”

清康熙三年，張九徵以河南按察僉事身份，視察學政，成績卓異，按例應得提升，但他歸里不再做官，在鎮(zhèn)江致力于慈善事業(yè)。檄各郡邑，修葺學宮，增置社學，廣置書籍于庠，序聽諸生就讀。凡境內(nèi)陵墓祠宇，有關名教者，俱加葺治以。鎮(zhèn)江東鄉(xiāng)地瘦土薄，有的不能耕種，而官府按畝征收糧食，農(nóng)民不堪負擔。九徵向督撫力陳實情，得免田稅數(shù)以萬計。縣內(nèi)東南地區(qū)連年災荒，瘟疫流行，九徵煮粥供應災民，設醫(yī)坊治療病人，立育嬰堂收容遺棄嬰兒；丹徒地濱大江，常風狂浪涌，時有翻舟之禍，張九徵備救生船專管拯救，淹死的貧民發(fā)給薄棺；鄉(xiāng)人生活貧困，遇不能婚嫁喪葬者，張九徵常竭力資助。清康熙二十三年（1684）病逝，時年68歲。生六子：玉裁、玉書、玉禾、仕可、恕可、與可。生前著作有《閔南草》《艾衲亭存稿》《文陸堂文稿》等。

運河鎮(zhèn)江段之淤

江南運河“自鎮(zhèn)江至望亭，地勢自西北向東南傾斜，其中鎮(zhèn)江至丹陽段，地勢高仰，崗阜綿延，汛期可引江潮內(nèi)灌，枯水季節(jié)常患水源不足，古代于此建練湖（水庫），補充運河水源，設堰閘，調(diào)節(jié)水量”（《京杭運河志·蘇南段》第一章“形成與變遷”）。

據(jù)史料記載，距今5000年以前，長江入海口在今鎮(zhèn)揚之間，海浪直拍鎮(zhèn)江象山、北固山麓，長江在鎮(zhèn)揚之間入海，形成一個喇叭形的長江河口。秦漢以后，長江河口雖然已經(jīng)伸展至海陵（今泰州），但是，奔涌澎湃的江流，從江南各通江河口灌入運河，因此，徒陽運河水源比較充沛。

隨著長江口不斷向海域延伸，長江下游泥沙不斷淤積，瓜洲在晉時開始漸露水面。鎮(zhèn)江金山東北有一龐大的沙洲群——開沙，今名和暢洲：“長六十里，闊三十七里，周圍百八十里”，至北宋大中祥符年間（1008-1016），已有民田1.3萬畝。

《讀史方輿紀要》卷二十三記曰：“揚子橋，（揚州）府南二十里，自古為濱江津要。”鎮(zhèn)江與揚州之間江闊時有40余里。自唐開元年間伊婁河開鑿后，長江北岸自揚子橋向南推進20余里。宋代，江北繼續(xù)淤漲，江面漸趨狹窄，《太平寰宇記》云：“南對丹徒之京口，舊闊四十余里，謂之京江，今（宋代）闊十八里。”

南宋末，江泓北移，南岸自高資附近至牌灣一線開始淤灘，并與江中灘之南岸相連。江面收縮，“可憐揚子渡，不見海潮生。”江南運河徒陽河段，為了引江潮濟運，宋代開始不斷開港、建閘，修建練湖蓄水，以豐富運河水源。

元末明初，長江南岸鎮(zhèn)江段繼續(xù)淤漲，江面寬僅10里，引江潮濟運受到影響。至元初年（1271），京口舊閘久廢，江皋一里，皆成淤塞。天歷二年（1329），改建京口閘。明初（1368），京口閘外繼續(xù)淤漲，沙渚延袤二十丈。建文年間（1399-1402），京口閘廢，轉(zhuǎn)漕者取道新河出江。自永樂以后，鎮(zhèn)江運口時浚時淤，漕運往往兼取常州孟瀆、德勝兩河出江。

清初，西起蒜山，東迄北固山、象山間，淤灘已與南岸連成一片。康熙年間，江泓北移，瓜洲開始坍江。清同治初（1862），至清光緒七年（1881），古瓜洲城坍沒長江（今瓜洲鎮(zhèn)是瓜洲北四里鋪）。民國十八年（1929），征潤洲下移，面積擴展到1.8萬畝，鎮(zhèn)江港池被征潤洲包圍，淤塞日益嚴重。大京口、小京口、甘露港等通江口受到直接影響，漕船客舟改由丹徒橫閘進出長江。江南運河鎮(zhèn)江段，由于長江河勢變遷，運河河道淤塞為常態(tài)，自宋以來疏浚不斷。

奏議六郡浚漕渠

清順治九年，運河開始疏浚，康熙六年重浚。江南運河鎮(zhèn)江段自是無處不浚，無歲不阻。元至元至清康熙初四百年時間，疏浚運河費用講起來是朝廷官銀，但是，疏浚漕渠如此負擔，還是轉(zhuǎn)嫁由丹徒、丹陽兩縣地方政府承擔，丹徒、丹陽難以承受。

漕渠不通，漕糧難運。康熙二十二年（1683），闔邑紳士張九徵等， 以六郡之需河之例，丹徒、丹陽獨累難支，奏議詳飭蘇、松、常三郡，并移檄浙省杭、嘉、湖量與協(xié)助，或幫助人夫，或協(xié)濟工米。

張九徵奏議杭州、嘉興、湖州、蘇州、松江、常州量與襄助之議， 多年后，到了雍正二年（1724），得到了朝廷的重視。皇上念京口為杭、嘉、湖、蘇、松、常六郡運河入江之道，而挑浚偏累丹徒丹陽兩邑百姓，雍正皇帝特諭督撫漕河四臣悉心籌劃，令地方官支用地丁錢糧，令河員專司其事、于河帑內(nèi)開銷。再浙省、蘇、松向有協(xié)濟之例，令六郡共襄工費以濟運道。丹徒、丹陽疏浚鎮(zhèn)江段運河的負擔得到了六郡共同承擔。

“是年，會議大挑物料人工，動用國帑。其歲修仍令六郡協(xié)濟，而責之徒、陽二邑。疏上，敕部議報可。”(雍正二年奏議，詳載《恩免開河全書》，其書系前鎮(zhèn)江府知府蘇凌阿刊行。）其浚河人民比照淮河之例，官為雇募，豁除徒、陽民累。至每年撈浚，動支樂生洲租息。

徒、陽二縣河工向系水利廳經(jīng)管，雍正二年后，請發(fā)司庫匣費，動用報銷。乾隆二十三年（1758），徒邑有樂生洲入官田灘租息，經(jīng)巡撫莊有恭奏準，抵充撈浚運河之用。五十四年，水利廳奉文裁汰，河工歸鎮(zhèn)江府管理，如租息不敷，仍請司庫撥項湊添辦理。

江（寧）、常（州）、鎮(zhèn)（江）道王璣以先年挑浚京口運河，浙省蘇（州）、松（江）原有協(xié)濟之費，后因三藩變亂裁充兵餉，平定之后歸作河工。

馮詠撰著有記錄

馮詠撰著的《丹徒丹陽河工免役碑記》云：鎮(zhèn)海將軍署江蘇巡撫部院何公奉上諭移咨總督兩江查公、總漕部院張公、總河部院齊公，以雍正二年十月甲申會于京口。

四院何公、查公、張公和齊公，舟由江口西閘出南閘，次丹徒鎮(zhèn)，登橫閘遣水利廳持水平測潮淺深；分遣屬吏閱沿河廢閘故址。他們又至丹陽，周視練湖，然后回到京口，討論修閘三座，分別為江口西閘、利涉橋小閘、丹徒鎮(zhèn)橫閘。重建閘四座，分別是張官渡閘、陵口閘、呂城閘和越河閘。疏浚河道舊阻淺處，起自江口，至丹徒鎮(zhèn)二十里；黃泥壩至張官渡十里；七里廟至尹公橋十里；七里橋至陵口十三里；又至呂城二十里。

江口之西為觀音樓，東為水府廟，建草壩以拒江流；修筑丹陽西壩以蓄練湖之水。歲修仍責徒、陽二邑，而以六郡協(xié)濟之。所需工料遵諭旨，動用國帑。

議既定，繕摺以聞，奉上諭具疏，來疏奏下部核覆如所議。雍正三年三月，先是，運河自江口至武進之奔牛一百六十里，江潮出入常淤塞為漕患，有司無以塞責，率派諸民間，五年大浚，用人夫十余萬，車千余部，費白金六七萬兩，小浚亦五六千兩。馮詠《丹徒丹陽河工免役碑記》，記載了張九徵從江南，以及為鎮(zhèn)江地方考慮，奏議六郡浚漕渠實施的情況。

張九徵奏議六郡共襄浚漕渠，在他去世40年后得以實施。